齐峰：时代呼唤伟大的出版公司

作者：佚名    文章来源：本站原创    点击数：    更新时间：2012-1-13  查看评论()

2012年1月8日下午，由2012年北京图书订货会组委会、中国图书商报社联合主办，上海钟书实业公司协办的2012年北京图书订货会高层论坛在京召开，由此拉开了一年一度北京图书订货会的大幕。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阎晓宏出席并做了主旨演讲，传递了总署关于出版发行改革的诸多利好信息。据悉，曾一波三折、为业内外广为关注的图书公平交易规则，有望以“图书纵向比价豁免条例”的形式重新出炉，令业界备感振奋。此外，阎晓宏在讲话中还提出，要加强图书发行的有效供给，未来的重点是向社区和农村市场延伸。

以下为山西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齐峰演讲实录：

2010年，山西教育出版社与央视二套合作出版了《公司的力量》。该书正式上市发行后即登上各大图书排行榜的前列，至今已七次印刷，发行40万册。在这里，我并不是要推销这本图书，之所以提到它，是在以一个读者的身份感谢该书给我们以诸多有益的启示。因为，这不仅是一部冷静的纪实作品，更是一次对时代进行观察与思考的思想远行。该书中我们找不到一个公司制度不发达，国家的经济可以发达的例子；找不到一个市场不发达，这个国家可以发达的例子。公司向往每一个市场，奔赴每一个市场，连接每一个市场，自诞生以来，就以一如既往的力量穿越民族国家的疆域边界，扫除建立世界市场的障碍，从未停止过迈向远方的脚步。如果没有大型公司，就没有行业经济的繁荣，如果没有跨国公司，就没有经济全球化，公司是促成经济、文化发展的传动机制。

现代出版业的发展也同样因袭着这样一个经验：只有伟大的出版企业才能造就广阔市场。德国的贝塔斯曼集团、美国的麦格劳·希尔集团、汤姆森集团、培生教育集团等等，这类大型出版公司的市场销售约占发达国家出版市场的90%，在现代国际出版业发展进程中，他们当仁不让地扮演着引领角色、占据着主导地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公司制作为发达国家出版业的主要组织形态，在推动本国乃至世界出版业发展壮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一个明显的例子，在发达国家，即使是非营利性的、以学术积累为主要目的的大学出版社，也都是公司制企业。

纵观十余年来中国出版业的改革发展，呈现出两大基本特点：企业微观主体的机制改革先于宏观体制改革，新兴业态的革新先于传统业态的变革。事实上，中国出版业今天的繁荣发展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前两者探索、创新的基础之上。大量的研究一再表明，中国出版业的未来发展空间巨大，但是，如果无视不断变化的发展环境按照现有的模式持续运作，换言之，如果没有很好地借鉴国际化公司的成功经验，我们将无法有效实现中国出版业的持续繁荣，出版业也无法很好地承载起国家和时代赋予它的历史使命。

从全面经营到专业板块，实现企业竞争方式的转型

从某种角度讲，西方企业发展史就是一部企业间兼并扩张的历史，出版产业也不例外。然而，事实证明，大的不一定就都好。美国在线—时代华纳，这个全球第一大传媒集团，目前正面临股价不断下跌的困境。事实同时证明，只有那些具有明显竞争优势的企业，才能在残酷的市场环境中挺立而不败。

现代出版产业是由编、印、发、供等上下游产业紧密衔接的一个链状结构。在信息技术的不断冲击下，这个产业链的环节不断细化、分化，正在形成链条更长、范围更宽的产业体系。在出版市场竞争格局日益国际化的趋势下，企业要在各个业务领域占据市场领先地位很难做到。20世纪70年代以来，国际上一些跨国出版公司，开始实施多元化战略，他们曾一度将各自的经营拓展至基础设施、文化工业、金融、旅游、房地产等诸多领域。但90年代中期以来，许多企业纷纷实施战略转型，通过资本运作，将自己的领域重新集中到内容产业，实现了向优势业务的集聚。培生集团、贝塔斯曼集团、圣智学习集团等都是这一战略转型的典型案例。新技术背景下，跨国传媒公司产业结构升级的特点同样显示，扩大核心产业的内涵，不断巩固壮大成熟价值链，是产业升级成功的基础。

从一地经营到“四跨”经营，实现产业组织结构的转型

前面我们谈到出版传媒公司“大的不一定都好”，但可以肯定地说“好的则一定都强”。这个“强”包含的内容很多，它有强大的市场，强大的资本，强势的人才，强势的品牌，强有力的业务经营能力等等。很难想象，单一的收入结构和限制性区域市场能够产生这种强大的公司。

做强做大中国出版产业，需要一批产业集中度高、市场拓展力强的大型骨干企业，但在现实的产业环境下造就这样的企业，必须首先解决一个关键性的问题，那就是打破地域、部门界限，实现产业组织结构从一地到“四跨”的转型。这无疑是下一步体制转型的重要内容。

“转型”的意义在于，调适各种发展的关键因素，有效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。有研究表明，推动当代中国出版传媒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有三个方面：一是行业自身的发展逻辑和变化规律，二是社会大系统的发展和变化所提出的要求，三是传播技术的革命性进步。其中，第二个因素具有根本性意义。我们曾经提到，作为体制转型重要内容的出版单位转企改制，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产业发展，这一转型无疑符合了行业自身的发展逻辑。但是，我们不能不关注这样一个事实：出版单位以企业姿态进入市场后，其赖以发展的“社会大系统”尚没有巨大变化或发展较慢，也就是说“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”还没有形成。“统一”，指的是没有垄断经营、条块分割和地区封锁，文化市场具有规则的一致性和流动的自由性；“开放”，指的是各种市场对内对外开放，之间既相互关联又互相渗透；“竞争”指的是有良好的优胜劣汰机制，多元市场主体自由平等地参与竞争；“有序”，指的是价格公开透明，产权保护有力，流通渠道畅通，市场信誉良好。

从垂直链条到网状结构，实现数字出版的现代转型

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，加速着出版产业、资本、媒介和市场的融合，传统图书出版业原有的业务模式、业务流程正逐渐失去其有效性。打通技术与内容的屏障，是数字化时代出版业必须努力实现的又一大转型。

在数字出版盈利模式并不十分清晰的环境下，产业融合的加剧，出版必须显示出其他产业不可比拟的强大优势，以及网络技术不可取代的专业功能，才有持续发展的空间和借助新技术不断壮大的可能。这种不可替代的专业优势就是内容生产。数字转型解决的是内容如何与技术结合，从而进一步拓展内容生产、传播、销售空间的问题，因此，从传统内容生产向以内容和服务并重的现代经营业态转型，由纸质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，也应该同时作为我国出版产业进行战略调整的主要内容。我们的数字出版目前存在的问题是，原创不够，内容分散分隔，各自为政，出版单位为转型而转型、为数字而数字的现象严重。数字的转型关键是出版人的转型。

角色定位的转变，必然要求出版的经营范围向相关产业资源拓展，出版业与传媒业的整合必将成为发展趋势。中国出版业必须在做好个性化、多样化内容生产的同时，通过嫁接、衍生等多种手段，打造多元创造、多元经营、多元传播的内容生产服务平台，推动产业结构由垂直型向网状型升级，形成内容与科技、专业与衍生、文化与经济融合的新型产业经营模式。

从盲目消耗到有效出版，实现产业发展的绿色转型

2010年，我在《光明日报》和《编辑之友》撰文，提出要大力倡导“绿色出版”，并将“绿色出版”定义为运用现代科技手段，立足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健康文明型、节约环保型、数字集约型的大出版形态。

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《我们共同的未来》报告中对“可持续发展”作了如下定义：“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，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”。这个定义包括两个关键词，“需要”和“限制”。对于出版业来讲，这种“需要”指的是产业发展的需要，“限制”则是指对于支持发展的资源、环境所构成的浪费或破坏的限制，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出版所指向的“资源”除了有形的物质、文化资源，还有无形的精神、文化资源，所指向的“环境”除了显在的自然环境，还有潜在的人文环境。

当前，我国传统出版业依旧是品种数量上的繁荣，而“繁荣”的背后存在着诸多“无效出版”现象。无效出版不仅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极大浪费，使出版企业付出高额成本，而且使文化生态遭到损害，使出版屡遭诟病，并成为众多限制性政策出台的导火索。因此，推行绿色转型必要而紧迫。

从国际上看，绿色转型成功而有效的做法就是内容创新。世界上任何一个保持霸主地位的出版公司，无一不具有持续而强大的创新能力，无一不拥有某一领域的专业优势和品牌。在出版全球化浪潮中，产品可以复制，技术可以引进，创新能力和品牌却无法拷贝。因此，走出“重扩张、轻管理，重规模、轻效益，重速度、轻质量”的误区，树立“资源约束、资源优化”做强做优的新出版理念，营造创新的文化氛围和价值取向，应当成为我国出版产业谋划绿色转型的战略基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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